战国时期的贝壳画描绘了什么？古代的贝壳画制作工艺有何独特之处？科技考古技术如何成功复原这些贝壳画？借助一系列科技手段，考古研究人员首次成功复原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中山国的贝壳画，并由此还原当时的服饰潮流、礼仪习俗、生活场景等。
贝壳汇聚古代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贝壳作为一种特殊的动物材料，被人类知晓、利用已有数十万年的历史。因其独特的形状、斑斓的色彩、迷人的光泽和细腻的纹理，自古以来，就吸引着人类的目光。
贝壳可以用来制作工具、容器、乐器、面具、饰品、颜料、雕像、玩具、建材、护身符等，其中一些贝壳制品的用途甚至一直延续至今。通过将这种坚硬的原材料转化为形状美观的物品，并赋予其生命、健康和生育等象征意义，贝壳制品逐渐进入古人类的生活。
贝壳不仅具有实用价值，与装饰相关的贝壳制品更是汇聚了古代人类丰富而璀璨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考古学家在世界各地发现了来自旧石器时代各个阶段的贝壳饰品，这些饰品展示了人类早期的独特审美。例如，一些非洲的古人类在10万年前就用染色的贝壳点缀身体，以彰显个性。在欧洲伊比利亚与尼安德特人有关的约5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两个遗址中，也出土了附有穿孔和颜料染色的海贝。贝壳加工技艺的进步和技术创新，以及形式的扩展和用途的多样化，都是人类社会不断进化的证据。
这种情况在中国的贝壳饰品中也有所体现。中国最古老的贝壳制品之一，是来自辽宁省海城小孤山距今4万年前的仙人洞遗址，其独特之处在于带有红色痕迹且为双向穿孔。考古学家还在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人遗址发现了三件距今约3万年的穿孔贝壳饰品。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内陆地区对海贝的追捧与日俱增。这些海贝饰品不仅经过精细的打磨和穿孔，还激发了古代匠人的创作灵感，使得用石、骨等其他材料仿制贝壳的作品应运而生。
另外一些有关贝壳遗存的发现也备受关注。在河南濮阳距今约6500年的西水坡遗址中，发现了由贝壳堆砌而成的龙虎和北斗星等图案。在河北邯郸磁县南城村遗址中，蚌壳被用作覆面遮盖住死者的面部。在河南洛阳偃师二里头遗址的大殿墙壁中发现了贝壳碎片，它们显然被用作装饰建筑材料。在商代期间，贝壳被用作流通货币。此外，西周琉璃河遗址中出土的漆器上，贝壳与漆艺的完美结合展现了古人高超的镶嵌技艺。而湖北包山楚墓中出土的蛤蜊胭脂盒，则是贝壳在日常生活中新用途的一个生动例证。
战国贝壳画还原当时服饰潮流、礼仪习俗
在众多贝壳的应用中，将贝壳内壁作为绘画基底的做法堪称独树一帜。回溯更为古老的时代，贝壳画确是稀有珍品，仅有少数实物遗存得以发现。例如，在美国科利尔县的基马尔科遗址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一枚绘制于公元700年—1500年间的单色人物形象贝壳画。
美国克利夫兰博物馆珍藏的两件贝壳画作品，长久以来都被视为贝壳画艺术的早期典范。尽管这两幅贝壳画备受珍视，但它们却始终笼罩在一片神秘之中。由于缺乏详尽的考古背景资料，它们的发现地点、创作年代，甚至真实性都记载阙如，使得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贝壳画的研究和关注受到了严重制约。
在山东临淄徐家村南墓地M32的发现中，三组贝壳画犹如破晓的曙光，冲破了长期的沉寂。这些绘画巧妙地融合了复杂的表现技巧和鲜活的场景，以其独特的风格吸引了诸多关注。据推测，这些贝壳画的年代应早于美国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中的同类珍藏，它们细腻地描绘了战国时期的服饰潮流、礼仪习俗、生活场景以及社会结构等丰富的细节，打开了一扇窥探古代社会风貌的宝贵窗口。然而，尽管它们的亮相令人振奋，当前的报告却未能提供深入的科学分析，对于这些贝壳画所使用的颜料、制作工艺以及图像细节的了解依然有限。
幸运的是，山东临淄贝壳画并非考古发现的孤例，河北灵寿地区亦出土有同时代的贝壳画，两者在绘画风格与制作流程上展现出显著的共通之处。然而，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出土的中山国贝壳画因地下环境的侵蚀，画面受到了严重的损毁。尽管面临这样的挑战，研究团队通过一系列系统的分析检测，成功重现了这些贝壳画的原始风貌，并对颜料、工艺以及其他关键问题提供了清晰明了的解答。
科技考古复现贝壳画的工艺和面貌
经过形态学特征的细致分析，这两件贝壳可被归为帘蛤科文蛤属。这一物种虹吸管较短，偏好在沙质底层进行浅钻活动，主要栖息在我国沿海的潮间带和潮下带。文献记载文蛤因其独特的药用和烹饪价值而受到人们青睐。这两枚中山国的贝壳，极有可能源自同一个体。这一推测在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其他中山国墓葬中得到了有力的佐证，在这些墓葬中发现了不少可以扣合的成对贝壳。
通过在三维视频显微镜下的细致观察，研究团队发现贝壳画的创作过程始于对图像的精细勾勒和定位。这一过程采用了类似浅浮雕的“减地”技法，即沿着轮廓线逐步刮削或磨平贝壳的背景表面，使得部分线条逐渐凸起并呈现出圆润的立体感。这种技术在玉器雕刻中较为常见，但在小巧且易碎的贝壳上施展，无疑需要极高的技艺和耐心。
贝壳画中的某些区域则呈现出凹陷的纹理，比如树上的果实和衣物的图案，这种凹凸有致的对比效果，加之颜料的层层叠加及贝壳的自然曲面，使得画作在不同视角下展现出变幻莫测的细节，每一次观赏都能感受新的美感。
通过结合X射线荧光与拉曼光谱技术，不同颜料的谜底也得以揭晓。浓淡深浅的巧妙变化和搭配，使得朱砂的鲜红、铜绿的翠青、炭黑的深邃以及贝壳的洁白，相互映衬，交相辉映，共同构成层次分明的艺术画面。
除了内侧绘画绚丽多彩，运用了各种精致的颜料外，贝壳的外侧也隐约可见一些红色颜料的斑驳痕迹。为了捕捉画作中可能隐藏的色彩信息，研究团队还运用了多光谱成像技术。通过最小噪声分离变换和像元纯度指数算法，成功识别出了六条特征曲线，其中四条对应了朱砂、铜绿、炭黑以及贝壳基底，另外两条对应了土壤附着物相关的两种色调，证实了并无其他颜料存在。
泥土的沉积对图像重建构成了挑战，而工业计算机断层扫描技术提供了一种非侵入式的解决方案。通过X射线光束穿透样品，可利用比尔—朗伯理论获取线性衰减系数的三维分布信息，将X射线强度信号转化为视觉图像。由于贝壳画采用了独特的“减地”工艺，使得原本掩藏在尘土之下的图像呈现出微弱的凹凸不平纹理，这些痕迹恰为重建这两幅贝壳画提供了宝贵的线索和充分条件。
研究人员还对图像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深入研究，例如推测树木可能为油桐树，并探讨了画中人物的头饰和衣着与中山国其他文物的联系，进一步揭示了这些文物背后的历史和文化意义。
贝壳画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
实际上，中国古人早已洞察到贝壳画的存在，并对其发表了独到的见解。
一些明代文人记录了与贝壳画相关的发现。例如，何良俊在其著作《四友斋丛说》中提及，他拥有罕见的汉代绘画，这些作品在其他地方都是前所未见的。因为画面并非绘制于丝绸或纸张之上，而是别出心裁地绘制在贝壳之上。他详细描述了山东的一座古墓中发现的数十幅贝壳绘画，有些主题特别，且笔法略显拙劣。何良俊还探讨了古代文献中对贝壳功用的记载，并推测这些贝壳被埋藏在墓中是为了防止动物挖掘墓穴，从而保护逝者。此外，李诩(1506-1593)在《戒庵老人漫笔》中提到，山东青州北部约40里处丰山下麦田里的古墓中，发现了四五千个厚贝壳。李诩详细描述了这些贝壳上的图案，其中有些绘制了采桑等场景，这些画作生动且富有生活气息。巧合的是，山东临淄最近发现的贝壳画证实了这些史料，而河北灵寿的贝壳画进一步丰富了历史场景。
如今，我们的技术更先进，知识更丰富，对贝壳画的研究也更加系统。
通过对目前已知的贝壳画进行细致的对比研究，我们能够更深入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贝壳画所蕴含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例如，山东淄博徐家村发现的三组贝壳画被精心放置在棺外漆盒的北侧，这种安排显然承载着特定的象征意义，可能关联着逝者的社会地位、宗教信仰或家族荣誉。相比之下，河北灵寿青廉村出土的贝壳画则摆放在墓主的双足之间，这种不同的摆放形式可能反映了截然不同的丧葬理念和文化传统。
结合克利夫兰博物馆珍藏的两件贝壳画，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显著的相似之处。首先，这些贝壳画在工艺上展现出惊人的一致性，均采用了减地技术。其次，用于绘画的贝壳种类相同，且大小相近，这充分说明贝壳材料的选择是经过精心考虑的。这一筛选无疑确保了贝壳画的一致性，因此，贝壳画的制作可能遵循着某种规范程序。在题材方面，贝壳画主要聚焦于人们参与各种活动的场景，这些活动往往与贵族身份或仪式紧密相连。而在颜料使用上，贝壳画中的人物面部和皮肤处都采用了红色颜料，显然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审美观念和文化传统。
总体而言，山东临淄徐家村南墓地与河北灵寿县青廉村墓地的贝壳画展现出了较强的相似性，同属于一个时代。克利夫兰博物馆的贝壳画则呈现出更为细腻而饱满的笔触、精湛的技艺和更为成熟的艺术风格，或许意味着它们创作于稍晚的时期。在我国，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形式在战国时期的北方较为盛行，其影响力深远，甚至延续至汉代。
贝壳画不仅载体独特，而且题材丰富多样，刻画生动，构图精巧，因此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科学价值和艺术价值。作为在全球范围内仍深受欢迎的艺术形式，贝壳画无疑值得与漆画、帛画以及青铜、玉雕等相关艺术作品进行比较研究。如此，方可进一步揭示贝壳画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文化内涵，探索其在古代艺术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深远影响。
《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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